“臭老九”翻身记

    我在大学里是全校闻名的“全五分尖子生”，心想毕业后一定会分到较好的单位，好好干一番事业，立志报效祖国。

    谁知毕业后不立即分配工作，全部到农村搞“四清”。“四清”结束后又开始“文化大革命”，我这刚出校门的“低级知识分子”立即戴上了“臭老九”（“文革”期间的打倒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学术权威，知识分子排行老九，故称“臭老九”）的帽子，投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队伍。

    首先是没人要。我堂堂高等学府的高材生被分到太和县电厂这个不足百人又濒临下马的小厂。厂里两派斗得正凶，生怕我去了会增强对方派的力量，对我拒绝接收。人事局签发的分配函被锁到抽屉里，不安排我的工作和住房，不发工资和口粮，我被挂在招待所里三个月。无奈何只好去找分配在蒙城县火电厂的同学黄望淑（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她是老实女生不招惹派性，两派对她都还好。通过熟人关系，好不容易磕头作揖把我调到了蒙城县电厂。

    蒙城电厂比太和电厂还要小，只有一台75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负担全县城乡的供电。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炉电化一样不少。我是被改造的“臭老九”，1968年一去就被分配到全厂最脏、最累、最苦的锅炉车间。那炉子是半机械化的人工翻转炉排炉，有三层楼高，三楼上煤，二楼烧火，一楼出灰渣。我和工人师傅一样熬夜值班，抓起三米多长的铁扒子搂煤火，扛起几十斤重的大搬手放炉渣，一脸脏灰，一身臭汗。但我毫不逊色，和工人师傅平起平坐，接受“再教育”。

    蒙城电厂是县级小厂，运行没几年，只有几十个“土工人”，没受过专门技术培训，过去也没有技术人员，我是厂里第二个大学生（第一个是黄望淑，她在汽机运行值班）。设备大修要到上级阜阳地区电厂请人，小毛病就由厂里“土师傅”自己捣鼓。有一次正在运行，突然吊煤的升降机坏了，先由“小师傅”捣鼓修理，弄不好就请“中师傅”，“中师傅”修不好又请“大师傅”，厂里几个会修电器的师傅都来了，忙了半天还是修不好。眼看炉子快断煤了，只好用人工向三楼上抬煤，狭小的楼梯容不下几个人上下，人工运煤的速度比机器慢多了。厂长亲自参加抬煤，累一身臭汗，还是跟不上锅炉的用煤。如果缺煤停炉引起全县停电可不得了，全厂都急红眼了。

    整个过程我都在班上，但我一直没吱声。一来因我是运行工不管检修；二来我是“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没人叫我去修；三来我刚出校门，从没修过吊煤机，没有把握能修好，所以没敢出头。但是我很好奇，就挤在边上看。到底我是电力系毕业的大学生，看看就看出门道来了，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但人家师傅正干着，我就不好多嘴。直到所有的人都山穷水尽了，马上要停炉停电了，我才感到应该出来说话了。我怯生生地对厂长说能否让我试试。厂长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心想厂里“大中小师傅”忙半天都修不好，你这初来乍到的“臭老九”能行吗？但当时已经火烧眉毛了，厂长也没有别的高招，就死马当活马医，让我赶快去试试。我因为早就看明白了，所以上去三下五除二，很快修好了。解救了全厂一次严重的大危机。

     这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在厂里露了脸，成为我在“文革”中“翻身”的转折点。从此厂里人对我刮目相看，都说“李自淳这小子还有两下子”，我和他们过去心目中只会说不会做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厂里很快把我从锅炉班调出来，转到厂部检修班。

    检修班其实只有三个人：一位老钳工，一位中年焊工，再加上我，负责全厂机炉电化几十台设备的日常维护检修。这个工作技术性强，要动脑筋、用手艺，理论联系实践全用上，还不太上夜班；不像锅炉班基本是拼体力，还老熬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厂里生产管理混乱，技术力量不足，设备都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我接手时故障频发，我们经常疲于奔命。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办法：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敷衍了事，蒙混过关。过去的检修班就是这样的，所以问题越积越多。第二种办法是彻底解决问题。当时老工人有句话：“对付设备，你糊它，它就糊你；你对得起它，它也对得起你”。我相信后者，就是一定要精益求精，认真细致地检修。这样我每修一台设备都当做一项科研课题，彻底搞清其结构和原理，找到问题的根源，彻底解决问题，达到完好标准，并认真做好记录。这样，每修好一台设备就好似脱胎换骨，整旧如新，确保几年不出问题。我们修一台好一台，问题越来越少，一年下来，我们把全厂设备全部翻修了一遍，完好率达到100%，全部可靠正常运行。

    这下我们检修班可快活了，晚上安心睡觉，白天就由老钳工提把油壶到处加加油、擦擦灰，中年焊工上班就去钓鱼，我则在家里忙“装修”。我们家都住在厂里，那时穷得寒心，什么条件都没有。我就把裸灯泡外面用电线里的铝丝扎个罩子，再糊上半透明的描图纸，就成了乳白色“吊灯”；把捡来的石灰石泡成水，再加点染衣服的染料粉，就成了天蓝色的“涂料”，把我家的墙刷成大海般的蓝色；还用砖块砌了个“五斗橱”；再把窗玻璃擦得锃亮，引得厂里人都来“观摩”。

    这下可引来一些小心眼人的妒忌，他们向厂长告状说：“检修班的人上班不干活”。幸亏厂长很明事理，回复他们说：“检修班无活可干说明他们工作干好了，设备都正常不需要检修。你们眼红你们去干检修好了！”一席话把那些人训得无话可说。

    厂里的检修活干好了，设备正常运行，检修工作量大大减小，厂外的活慢慢找上门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蒙城县里渐渐地小有名气，县里遇到修不好的疑难杂件都爱到电厂来找我。如县物资局新买了一辆日本产五十铃8吨载重大卡车，电路非常复杂，说明书中没有电路图，又全部是英文，出了毛病不要说司机修不好，全县所有修车铺都修不好。最后他们到电厂来找我。我和司机一起拆开部件，仔细测绘电路图，摸清原理，排除故障。买不到日本零件就设法用国产零件改造替代。这样多次修理后就把全车电路图全部画下来了。后来不但可以“手到病除”，还在《汽车技术》刊物上发表了《日产五十铃TD72型八吨载重汽车电路及其检修》的专业论文。

    蒙城县水文站原来用小船测量河水流量，在发大水时很辛苦而且很危险。他们想搞技术革新改为“缆道测流”，可在岸上室内操作，大大改善工作条件。但他们没有机电技术人员，就到电厂来找我。我和他们合作自己设计并研制出《76-1型自动测流数控仪》和全套外围配套设备，在安徽省首先搞成了“缆道自动测流”，获得1978年安徽省科学大会优异科技成果奖，并在《华东水文》和《水利水电技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

    当时“可控硅”是非常稀罕的新鲜玩意。蒙城县竹器社新建一个电镀车间，买了一台可控硅整流电源设备，没人懂，出了毛病就找我。我也不懂可控硅，就去买书看，自学钻研搞懂了原理，从此成了“包修可控硅”。

    后来，蒙城县城关以至周边区社，凡是机电类的产品，如汽车、摩托车、拖拉机、发电机、电子热合机、电视机、广播机、数控仪等等，出了毛病修不好的，大多往电厂送，或请我去上门修，我几乎成了“万能修理工”。

    当时流行“义务劳动”，我给人家修东西，从没收过一分钱。所给的报酬就是修好了可以免费用几天。如电视机当时是很稀罕的，全厂没一台电视，我给外单位修好电视机就放在我家看几天，引得厂里人都来看，把我家门都挤破了，家里的椅子都被踩坏。汽车修好后可以到厂门口大路上开几圈，过过车瘾，小县城里，“无照驾驶”是没人管的。有时外单位提供“专车接送”的优待。说到“专车”，可别以为是什么高级轿车。那时整个蒙城县没有一辆小轿车，只是县委书记有一辆蒙着帆布蓬的北京吉普，那就是最高级的小车了。所以接送我的全是“大车”。汽车队请我去修发电机，接送我的是45座的大客车。化肥厂有一次半夜里加压泵故障，眼看要全厂停产，半夜三更开一辆6.5吨的大“江淮”卡车，到电厂接我去修。

    因为我多次为兄弟单位修设备，那时又不兴给费用，人家不好意思，就尽量给“方便”。如我给竹器社多次修理电镀电源，他们就说：“要镀的东西尽管拿来”。我借此机会给我的孩子做了一辆漂亮的儿童三轮车，全部用电厂的废料和设备加工的，车架镀了三遍锌，龙头镀铬抛光锃亮。当时市场上没有这种产品，我女儿骑到上海公园里，旁人夸说：“好漂亮的车，是香港带来的吧”。这辆车现在我外孙女都骑完了，还是油光锃亮不上锈，还能给下一代孩子玩。

    为加强机修力量电厂买了2台车床,但是没车工。我就买了书自学车工。那时30来岁精力旺盛什么都想学，要是有架飞机给我大约也能学会开。开车床其实很容易，就是扳扳把手，摇摇手柄，功夫都在磨刀上。大厂有专门的工具车间，各种刀具有工具磨床磨好送给车工用。我们小厂就我自己干，全部刀具都是我自己徒手在砂轮上磨的，用肉眼观察磨出各种角度。我勤学苦练，无师自通，后来磨出的刀具不但耐用，而且工件光洁度高，可以照见人影。我一人开不了两台车床，厂里就派了两位青年工人跟我学，我成了工人师傅的“师傅”。

    我在蒙城县干了13年，从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变成受人尊敬的“万能修理工”。我还在电厂大搞技术革新，自制电动砂轮机、电动锯床、弯管机等土设备，大大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后来还成批生产农用电动机和电力变压器，满足了全县农村电气化的需要。我还搞成了“无功发电”、“吊煤机自动控制”、“水膜式离心除尘器”等技改项目。有一次，锅炉在运行中翻转炉排传动销脱落，整排炉排关不上，炉膛大量进冷风，面临停炉危险，随之会造成全县停电。这时我立即披上用水浇湿的麻袋，从狭小的人孔里钻到炉排下面，上面是熊熊燃烧的炉膛，下面是呼啸而入的冷风，我沉着镇定，眼明手快，迅速准确地装上脱落的销子，在运行中排除了故障。我在蒙城县16次评为“学毛著积极分子”、“五好战士”、“先进工作者”、“学大庆标兵”和“先代会代表”。我和工人师傅及其他同志互相尊重，紧密合作，平等相待，打成一片，大家亲切地叫我“大李”。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年代，我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初步翻身”。

    “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彻底摘掉了我们“臭老九”的帽子，知识分子弹冠相庆，彻底翻身。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是蒙城县准备提拔我当县工业局长之类的领导；第二是蚌埠水泥厂自备电厂扩建请我去负责技术工作；第三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等离子体物理所要调我去搞科研工程。我选择了第三方案，1981年3月，蒙城县物资局那辆我“包修”多年的五十铃大卡车装上我的家当，再加上县供电局的另一辆卡车，把我全家送到合肥中科院，开始了我的科研之路。

     后来留在蒙城县的老大学生大多被提拔“当官”了，他们的孩子也大多在蒙城县谋到一官半职，吃香喝辣，不少人为我惋惜。我现在没有权、没有钱、没有势，但我毫不后悔。我当年高考时前三个志愿是“中国科大”、清华和交大，但因政治条件不够全被拒之门外。但后来我当上了“中科大”和我们等离子所合办的“科大创新公司科聚分公司”的总工，我儿子被保送免试录取到清华，女儿被推荐录取到西安交大，全部得到硕士学位。我在中科院入了党，科研成果累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省级以上科技奖励14次，发表论文47篇，最后晋升为研究员，现在年逾花甲还从事太阳能发电课题研究。我实现了青年时代当科学家的理想，我们真正彻底翻身了！

李自淳在电厂烧锅炉

李自淳和蒙城水文站的同志研讨自动测流数控仪

外孙女和自制童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