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文化
职工创作
怀着一种略微酸楚的情绪，我们在年三十的上午在首都机场登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赴德国法兰克福的直航班机，然后从法兰克福中转去杜塞尔多夫。经过八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平安降落法兰克福梅茵兹国际机场。这是我第二次在法兰克福中转，心中有些许故地重游的感觉。走出飞机步入甬道，刚一拐弯，就瞥见德国警察卡在甬道出口检查旅客的护照、签证，而且，居然有人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在煞有介事地摄像。我的第一反应是想举起左手（右手拿着包呢）喊“嘿，希特勒！”。接着就在想：难道我的同机旅伴中有迈克尔·杰克逊？可是那个白色黑人，不是正被人左扶右架地在英国牛津的礼堂里领受膜拜吗？或是有部长、副部长？不可能，我在飞机上没看见西装笔挺的随从和满面红光的官“面”人，再说在春节这样的时候去给洋人拜年，根本不可能。或者有“法轮功”邪教首脑？这我倒是不认识。我满腹狐疑地遍走边掏护照，眼睛的余光瞟着警察的动作和摄像机的灯光。
“哪儿人？”
“中国。”我答着，递上护照。记者们的摄像机和话筒绕有兴趣地对准我。
“来做什么？”警察先生翻着护照，搜寻德国签证。记者的话筒已经送到了我嘴边。
“科学访问。”我收回护照。摄像机和话筒又满怀期望地转向我后面的亚洲面孔。我的两个同伴紧跟在我后面，赶紧声明：“我们是一块的！”
刚刚在甬道口略显拥堵的人群，经过警察的盘问后很快扩散在空旷的大厅里。我顾自往边防控制口走着，却猛然觉得脑后有强光不时照耀。蓦然回首，在我身后五、六米处，几个警察和摄像机、话筒正挟裹着一对中国人。警察或许每天都如此在甬道口检查旅客证件，看看他们的例行公事的样子、记者的并不兴奋的采访和同胞木然的表情，似乎这只是一道家常便饭，但是，摄像机和话筒却如此固执地捕捉同类目标，总该有点不寻常了吧？我可怜的两位同胞难道不是和我一样，在大年前夜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家？他们落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圈套呢？我不知道。
人流再一次在边防控制口前排起长龙。几个窗口上写着“欧共体”，另外两个口上写着“非欧共体”。我们在“非欧共体”队伍后面缓慢前进。看着“欧共体”窗口闪过的人群，心里想着在下次回家的时候，首都机场的边防控制口是不是也会开几个“中国”窗口和“非中国”窗口，好让海外返家的中国人不必华洋混杂地、慢腾腾地接受检查呢？
德国边防审视地盖上大印后，我形式地“进入”了德国的领土。我拎着笔记本电脑在红灯处（申报关）找到海关关员，要求为电脑上户口。海关关员微笑着说：“不需要。” “但我还要带回中国去的！”我一字一顿地声明。“你当然可以带它回去。”这样我个人和我的随身物品就正式地进入了德国。
再经过约45分钟的飞行，我们抵达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取出大件托运行李，经过无人值岗的海关，我们就完全地进入了德国。
“真该多带点腊肉啊！”我心里叫道。（2001年4月21日于莫扎特花园公寓）
